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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有请谢英俊教授，以及纽约时报艺术与建筑版编辑汤姆·蒂凯先生共同上台。汤姆·蒂凯：今天是设计之都相关的讨论，今天大家也提到了相关的情况，谢教授一开始就谈到了在中国的农村有更多的建设活动在发生，我非常感兴趣的是非常开放式、参与式自建的过程，这是相对于城市当中的建设而言的。我在想的是，比如您刚才谈到了灵活性，灵活的建设，他们可以在资金不足的时候少建一些，以后再建其他的部分，而且还有简化的结构、简化建筑的技术等等。我在想这些做法是不是直接可以转移到或者推广到城市的建筑当中去？

　　谢英俊：刚才我讲的那个项目其实就回应了这个课题，人工平台，大的结构是技术性很强的，比较高的，是属于公共性的架构。在这个架构底下，像深圳那个项目，可以发挥的楼高是两层楼的高度，就可以用比较轻的构造来做。也就是我们刚才的观念，在盖房子的时候他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公共的设施跟公共的结构，他的做法就比较轻巧、简单，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自主营建的概念。

　　汤姆·蒂凯：我想这是不是一种对于未来的居民来说，他们也能把自己的想法融进去，还有农村的项目等等，这些居民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贡献可以决定建筑是什么样子的？

　　谢英俊：因为在他的领域里，做的轻构造的体系，就可以做这方面的主张。但是并不是说城市居民自己建，要自己建还是可以的，主要是他的选项多了，就像一个开发商现在变成100个开发商在一个项目里做，即使不是自建，也可以自己组织，甚至小的开发商可以提供不同的选项，他的选项多了，同时还可以营造出很多像农村里头或者低层建筑当中自己可以经营自己的庭院、决定自己的房子，但是这是在大的框架之下有一个自主性，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自主。

　　汤姆·蒂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您是不是想到过这些农民工，比如在北京的这些农民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住上这些大楼，你为这些农民工、为农村做的那些建筑是不是也可以借鉴城市里面的想法呢？

　　谢英俊：其实农民工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特性，未来我相信城乡之间的隔阂会慢慢淡化，其实农民工是在城市里或者在农村建立他自己的家园，这都有可能的，现在的现象应该是一个特殊时空之下的现象，未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

　　汤姆·蒂凯：我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之前了解到您在建筑行业也工作过很长时间，学完了建筑之后就参与了很多项目实际的建设，我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把自己的想法落到实处，变为实践的？

　　谢英俊：我的经历跟一般的建筑师不太一样，严格来讲，我不只是单纯的建筑师，我还是材料的生产者，甚至于施工队的承建者，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要做突破，必须要做垂直项目，不只是设计而已，包括工具、材料、构造、施工的组织管理，都要做，才有办法在这个课题上有所突破。所以我本身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跟一般的设计师是不太一样的。

提问：我是来自电台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谢英俊先生，您刚才提到对农民居住环境的设计，我非常感动，因为您强调了普通人的设计，和他们对家人的期望和他们的创造力，但是我的问题是，在他们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因为在很多偏远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在一个相对发达的地区，他们可能生活是在迈向小康的过程里，您觉得这样的想法真的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吗？谢谢。

　　谢英俊：一个观念是，生产还是消费，各位对很多农民甚至是城市里失业的人，盖房子是生产，说不定就是就业。现在当然在城市里面好像没有失业的问题，中国不存在失业的问题，是这样的吗？失业率是20%，说不定是正常的，当你自己盖房子这是生产。我随便举个例子，城市里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农村，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不是说你很有钱了，你是小康了，你就不需要生产了，那是你的权利。你盖房子算一算说不定比打工的还高，这不是局限在某个时空里的，它是普遍存在在世界上的。而且大部分人类，家屋的建筑是生产，不是消费。